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前任总理，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早期领导了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加坡成为亚洲有名的经济“四小龙”之一，被称为新加坡“国父”。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辞世，终年91岁。李显龙总理在悲痛中，感谢李光耀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各国领袖也纷纷表示深切哀悼。

李光耀留给国人的宝贵遗产是高度物质发展的新加坡，还有他生前意料不到的最后礼物。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

李光耀先生走了。

3月23日早上，看着电视上李显龙总理强忍泪水向国人宣布噩耗，联想到十三年前我家丧母之痛，惋惜，感恩，但是没流泪。

下面几天，所有感官360度地接触到排山倒海、铺天盖地、不可避免的新闻报道，甚至有点过度歌功颂德的感觉。

是阅读报章对广大新加坡群众感恩，向李光耀先生致敬的场面报道时，才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止不住的泪水沾湿了也模糊了报纸上的一字一句。

李先生逝世后的一周，每逢看到国人反应，致敬和悲痛的报道，尤其是不分昼夜排八小时队只为了短暂几秒钟对伟人表示敬意，和国人自发的，不分种族宗教的互助，谦让，守序，无私态度，只要读到我都会感动，流泪。

反对党领袖刘程强在国会里发表的悼词让人深思。只要是走过这50年的新加坡人，理解开国时你死我活政治斗争的，都会有所感触。

我还记得当年熬夜听收音机广播1963年大选的结果，由人民行动党胜出时松一口气的感觉。亲身经历了1964年的种族暴乱，好不容易走路加顺风车才回到家， 还戒烟了好几天。

1965年如晴天霹雳地在小坡大马路大中眼镜店听到新马分家消息，这一连串的让人忧心的消息延续到1967年飞加拿大读书离开岛国才终于告一段落。问题并没解决，只是没听到。

面对多年的不稳定，当时的李光耀领导团队全心全意的努力解决难题，走出困境。我1972年完成硕士课程回国时， 治国大方向基本上已尘埃落定，李光耀团队领导国人逐渐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抓住机遇我加入了当时唯一的科研单位：国防部刚设立的科研小组。不知不觉在国防科技领域做了30年，直到2003年接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为止。

30年的国防科技工作，充满挑战也非常充实，感觉为国家的安全做了点贡献，有成就感。当年吴庆瑞副总理的深思远虑，敢于放权，给予我们科研小组充分的资源来完成看似不可能地追上先进国家的任务。

87年起我领导团队建设国防科技研究院，专注于加强新加坡武装部队的震慑力。间中有多次机会对李光耀先生和内阁直接汇报，每次都是战战兢兢的顺利完成。

2003和2004年接任南大校长初期，下了不少功夫深入理解南洋大学校友的创伤和诉求，也咨询了杨荣文部长的高见。 我发现新加坡语言政策和南大星大合并留下的伤口竟然如此之深！

表面上愈合的疤痕在底下继续地发炎，化脓。当时我认为，作为华校生，身为南大校长，有责任努力打开这个死结。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能帮助大学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发挥南洋大学作为海外第一所中文大学的历史优势， 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事与愿违，超激烈的国内国外反应使计划功败垂成，只好放弃关于南洋大学的努力而专注南洋理工大学的建设。

这段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刘程强国会发言所提到的建国过程牺牲者。如果他们当年是胜利者，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李光耀先生没有下定决心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转型为英语为主的双语教育模式，新加坡会不会有今天的种族和谐，各大教派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合作无间的理想社会？

历史不可能重来一次，但是众所周知，独立后人民行动党掌权的50年，新加坡的发展势头的确惊人，甚至成为多国仿效的世界典范。

回想当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纷争，韩战、越战、马来亚森林战等武装斗争，加上华人在东南亚的敏感地位，如果以华人为主的左倾阵营当权，很难想像新加坡能如何走出困境，更遑论快速发展。

也许只有超级实用主义，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李光耀团队才能带领这个没人看好的孤岛小国突破围堵走出去，放眼世界开放经济来创造高速发展奇迹。

我发现有很多当年的牺牲者今日也非常认可李光耀团队的丰硕成果，也有不少人在李先生过世时对他致敬。他们的诉求很简单，他们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是当年的热血青年，不是人民公敌。

他们已经融入现在的新加坡社会为中坚分子。另外一方面还有不少华校生对新加坡教育改革使中华文化的传承中断而耿耿于怀。他们希望能重燃母语文化传播，继承五千年文化的一脉香火。

我认为，他们的诉求，在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只要小心翼翼地保存种族宗教和谐的底线，是可以在后李光耀时代完成的。

李光耀先生给新加坡人的最后一个礼物是他生前可能意料不到的。多年来我们一直争论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我们是否只是爱吃炒粿条，鸡饭，讲新加坡式英语，双语只有半桶水的一群乌合之众？

李先生过世给我们，甚至全世界呈现了新加坡人最光辉的一页。经过50年的历程，我们终于在悼念李先生时发现了自己。我们发现了国人基本价值观，发现了不分老少，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凝聚力。

在为李先生致哀的一周，新加坡人发现了新加坡国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独立50年来前所未见，深深触动我心弦的一幕。止不住的眼泪，是对国人和李先生的感动，是欣慰，是感恩。

同时也代表对建国时代牺牲者和家人坎坷一生遭遇的惋惜，唏嘘，和伤感。

李光耀先生的葬礼是建国时代的结束，更是新加坡新时代新方向新气象的开始。 虽然新加坡国家硬体已经大致成型，但是我们致哀一周表现出的凝聚力还是要归功于李先生的感召力而体现的最后礼物，持续性还有待加强。

我认为新加坡以后的最重要任务是加强国民意识，培养价值观的共识，在追求经济增长时平衡社会公正，照顾弱势群体，建设国家软实力来弥补建国团队专注硬体高度建设的不足之处。

在这个二次建国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建国时代的牺牲者接纳入建国历史，也要加强李先生生前对中华文化传承的努力。我们可能有必要仿效南非曼德拉总统发起的新南非建国过程中客观地面对现实，正视历史的和解方式。

当然，目前急需解决的重点是要好好构思下一步的国家经济模式，但这道历史伤口的愈合也不可忽略，因为我们要万众一心，全民团结，才能应付未来发展方向思考的严峻挑战。

李光耀先生留给国人的宝贵遗产是高度物质发展的新加坡。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礼物是葬礼上国家意识国民凝聚力的初基础。只有物质驱动力的国家不可持续，我们必须加上精神的培养和传承，价值观的共识，和温暖家园的建设，才能继承好李先生的一生事业，让新加坡国家意识，新加坡国家精神能代代相传。

我希望新加坡人能自发的探索思考，大家共同建设国家的团体，不要等政府带头，大家全民一心地成功完成第二个五十年的国家建设，不要辜负李光耀先生宝贵的最后礼物。这才是纪念李光耀建国团队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