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是我们的国庆月，也是马来西亚开国元勋已故敦依斯迈医生（Tun Dr Ismail Abdul Rahman）去世48周年的月份。
敦依斯迈（左）是大马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70年代担任副首相和代首相。右为敦依斯迈妻子诺拉诗静。
敦依斯迈是大马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位于吉隆坡的敦依斯迈花园（TTDI）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70年代担任副首相和代首相，513事件后，敦依斯迈在重建国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协助社会迅速恢复秩序。1973年8月2日，他不幸心脏病突发，撤手尘寰，举国震惊，终年57岁。
国人对敦依斯迈的评价多是赞誉，有人赞颂他是公平合理对待所有大马人的全民领袖，有人称他作大马政治家的典范，还有人说，敦依斯迈是大马所错过的最佳首相人选。
在疫情困境、经济焦虑、政治纷扰阴霾笼罩下的2021年国庆月，《星洲日报》透过和敦依斯迈长子道菲依斯迈（Tawfik Ismail）的专访，了解敦依斯迈的政治理想和实践，也进一步省思大马的立国精神。
1970年，敦拉萨（中）继任我国第二任首相，敦依斯迈（左）则被委为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右为马华第三任总会长敦陈修信。
道菲依斯迈是马来精英G25的创始成员，1986至1990年曾经是巫统的国会议员，经常针对种族宗教课题畅所欲言，也以勇于批评巫统著称。
他的父亲，正是我国第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萨的副手敦依斯迈，1969年513事件发生后，敦依斯迈从休养中被召回内阁，在国家行动理事会担任敦拉萨的副手，大马正式进入双敦时代。
据说，两人关系密切，敦拉萨在听闻后者骤逝时，悲痛得泪流满面。道菲受问时说，父亲其实并没有打算成为一名政治家，后来重返政坛，也非他个人本意，而是时局使然。
敦依斯迈在1915年出生于柔佛州，长大后在澳洲习医，于1940年代末回国成为执业医生。当时适逢二战结束，独立运动开始进行，敦依斯迈也投身其中，他在1948年被任命为柔佛州议员，开始了从政的第一步。
当1951年东姑阿都拉曼领导巫统时，他加入巫统的斗争，在马来亚独立前后，他出任过不同职务的部长。1967年，他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辞任内阁部长，但保留国席。
道菲依斯迈（后排左二）幼年时和父亲敦依斯迈（前排左一）、母亲诺拉诗静（前排右一）还有其他弟妹的合照。
辞官仅仅两年，敦依斯迈就因513事件而再作冯妇，当1970年敦拉萨继任首相，他被委为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协助治愈国家历史的伤口。
对父亲重返内阁时的那段动荡日子，身为长子的道菲历历在目。
“重归政坛并非容易的决定，他的心脏有状况，才从鼻咽癌康复，当时在私人界的收入还比副首相高，而且家人才搬到新家刚要安顿下来。”
他说，尽管出任副首相并非父亲之所愿，但大局所需，所以他选择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考量之上。
道菲（左）说，父亲一生中许多挚友都是非马来人，包括大马首富郭鹤年夫妇（左三和左四）、谢长炎医生、普图基亚里家族等。
513事件之后，联盟政府暂停国会运作，由敦拉萨领导的国家行动理事会代理国家行政事务将近两年。
当时，敦拉萨曾经想要建立一个“良性独裁政府”（benevolent dictatorship），但敦依斯迈大力反对，主张应该早日恢复国会，还政于民。道菲回忆说，自己当时在澳洲留学，通过当地报章和电视新闻了解大马局势，他致函父亲，抗议当时政府的做法。
“我写了封信给父亲，抗议政府当时的做法过于独裁，没有充分考虑到民主价值。”
“父亲把我的信展示给同僚，向他们说：‘你们看，连我的儿子都反对政府的做法。’”
最终面对敦依斯迈的坚持，敦拉萨不得不作出让步。“父亲不管其他人是如何想的，他只想做正确的事，尤其在执行内政部长的职责时，他深知当时人民渴望确定性，因此行事一直严谨而果断。”
柔佛多元文化和族群的环境，让敦依斯迈（左三）交到许多华印族好友如郭鹤年（左五）。 左一为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左三为敦依斯迈妻子诺拉诗静。
政治学者黄基明博士写过敦依斯迈的传记，他其中一篇刊于“新曼达拉”（New Mandala）网站的文章提到，敦依斯迈是马来西亚华人领袖所信任的马来人领袖，“事实上，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经常重申，敦依斯迈是他唯一信任的大马领导人。”
道菲认为，父亲敦依斯迈能跨越种族鸿沟，取得各族信任，是因为他长期主张基于全民共识，以塑造一个和谐进步的大马。
众所周知，敦依斯迈非常不喜欢“Bumiputera”（土著）这个词，担心它会使大马人分裂。
“这一词汇具有分裂意味，因为既然有‘土著’，那必然有‘非土著’，而且对土著的定义非常狭隘，人们的历史感和归属感，都受到这个词的影响。”
道菲还说，新经济政策已乖离其原本消除贫穷的宗旨，偏离敦依斯迈等人的理念和善意。
“执政者从右翼角度诠释新经济政策和土著特权，但敦拉萨和我父亲的初衷并非‘马来人优先’。”
但他认为，人民可以从新经济政策的初衷得到到宝贵的教训。
“这其实是‘大马优先政策’……若你生活在六七十年代，你也会认为，有必要矫正经济不平衡的现象。”
“这就是父亲让人为之钦佩的地方，他必须向非马来人解释新经济政策，说服他们不能忽略当时马来人在经济上掉队的事实。”
1973年，当时身为副首相的敦依斯迈（右二）访问澳洲时，和当地学生对话交流。左三为道菲依斯迈，他当时在澳洲求学。
道菲说，父亲敦依斯迈对多元文化尊重和理解，得益于他在柔佛的成长经历，和在负笈澳洲留学时，受到西方民主法治的熏陶。
他说，柔州新山是个多元文化和种族并存的环境，父亲一生中许多挚友都是非马来人，包括郭鹤举和郭鹤年兄弟、谢长炎医生及普图基亚里（Puthucheary）家族等。
敦依斯迈也坚信教育的重要性，他确保自己的孩子尽可能地接受最好、最多元的国际化教育，道菲先后就读了吉隆坡圣约翰学院和大马皇家军事学院，并因此结识了不少华裔和印裔朋友。
道菲的祖父母收养了8名华裔女儿，中排右三为其中一位，道菲称这位阿姨为“Mak Oket”。前排蹲着的两位女性中，左为第二国产车主席丹斯里阿斯末卡玛鲁丁的母亲，右为前槟城首长敦阿旺哈山的妻子祖百达。
道菲说，敦依斯迈尔后把他送到澳洲留学，只为让他尝一尝成为“少数群体”的滋味。
“他认为我需要有作为‘少数种族’的经历，这样我就会明白其他少数种族在大马生活的感受。”
道菲还透露，自己的祖父母收养了8个华裔女儿，与8个华裔姐妹一同成长，这或也是敦依斯迈“不分肤色，大家都是一家人”信念的种子。
道菲说，父亲敦依斯迈能跨越种族鸿沟，取得各族信任，因为他长期主张基于全民共识，以塑造一个和谐进步的大马。
道菲曾在去年发表声明，称他将以独立人士身分复出政坛。
询及是否会出战第15届大选，他没有正面回应，不过道菲相信，只有脱离政党霸权，摆脱党阀私利，大马人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人人平等。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马来人占多数，他们认为应该要有一个马来伊斯兰政府，但现实是你要如何对待少数族群，你不能把华裔和印裔撇在一边，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
“因为第一，这不公平；第二，你忘了马来西亚不仅包括半岛的人民，也包括沙巴和砂拉越人民。”
“你必须像对待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尊重所有的少数族群。”
可见道菲的从政理念，是要捍卫乃父敦依斯迈的精神。
而在许多有识之士眼中，敦依斯迈是大马所错过的最佳首相人选。如果他长寿一些，或会有机会继承敦拉萨留下的首相职位，那么今天的大马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父亲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首相……但如果他成为首相，他首要会做的是培养未来的国家领导人。”
“由于父亲在1967至1969年曾短暂接触商业活动，如果他当首相，我想他会着手改善国家经济，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为他认为种族问题是由于收入不平等造成的。”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众人同意在10年后的1973年，也就是我父亲去世那年，对《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63）进行审查，我想若由父亲参与其中，就能更好地理解联邦的运行方式，国家一体化将会更快实现。”
今年国庆日主题继续沿用去年的“关怀大马”（Malaysia Prihatin）.
至今离敦依斯迈去世已经整整48年了，马来西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所留下的包容和温和的政治格局和遗产，在今天看来仍十分难得，相信会继续启发着今天新一代的大马人。
“我从父亲那儿看到，在一个多元种族国家，你必须尊重差异，并在这些分歧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
“如果拥有优势的人，都愿意与弱势者分享优势，那就不存在弱势的人。”
谈到这个年代的马来西亚各族是否团结，道菲认为，国人确实有所谓的团结时刻，尤其在这次疫情危机中，国人之间都能不计种族、宗教信仰和职业，上下一心，团结一致。
“这场疫情影响的不仅是马来人，还包括华人和印裔，大家都深刻认识到，在公共安全和卫生方面，我们是彼此的责任。”
“我们也依靠政府做正确的决策，把我们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但距离政府落实紧急状态6个月了，疫情没有任何好转，是以每个人都认为政府没有履行他们的使命，他们没有团结人民，他们甚至无法把自己的政党成员团结起来。”
“所以我认为是时候用新思维来治理国家，也许现在是时候采取‘任人唯贤’的方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