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似乎什么排名香港都能掺上一脚，前不久，我们刚刚盘点了香港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香港也是全球人均居住面积最小的城市之一。

而正是在这个生活成本最高、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61伬的地方，宜居程度竟然还超越了亚洲绝大多数城市，我不知是该为香港的成绩感到自豪，还是该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并不宜居而感到羞愧。

我们真的漂到了宜居地？

说起亚洲的自由经济体，不知道大多数人是否和我一样在脑内条件反射式地想到香港和新加坡，这一对相爱相杀CP感满满的城市，在众多方面人们都习惯于将他们两进行对比，就像是你每次考完试回家，爸妈问完你的成绩后的第一个问题总是：隔壁家的小明这回考得怎么样？

而香港在“宜居性”这项考试中成绩一直稳压隔壁新加坡，我想多数了解过新加坡的朋友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怎么可能？

毕竟在怪我们不太信任孩子的学习成绩之前，也要先看看这孩子平时的表现不是？

既然谈到宜居，我们就先说说“居”的问题。

来港也有几年，我已经慢慢不再抱怨香港的租房价格以及居住环境，但在面对北京的CC说要从四环搬到五环，上海的Fiona说要住不起精装修的loft公寓，深圳的Jasmine说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惠州买房的时候，我都会在她们吐完苦水之后清一清嗓子，做最后的总结发言：“我，港漂四年，房间6平，单面下床，没有窗户，租金4000。”

最后，在这场比惨大会中，用最少的话赢得最多的目光并帮助她们重拾继续奋斗下去的信心，朋友嘛，最重要的不就是互相帮助么？

而现实来看，不说港漂们会去住笼屋和棺材房，毕竟大家都是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大多数家境普通的港漂，基本都是将一笔足以让自己肉痛的钱，放到房东的钱包里，以换取屋苑里某个小房间的使用权，差一点的也有可能挤在深水涉老旧的唐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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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比隔壁新加坡，大多数居民都居住在宽敞的组屋里（相当于香港的公屋），虽然是政府的福利性住房，但是空间大、价格低，还不像公屋一样需要排队到白头。

面对这样的居住环境对比，我们真的敢说在“宜居性”上，香港已经把新加坡甩在了后面么？

香港买一套，新加坡买四套

新加坡百分之80的人口都住在组屋里，而其中九成都拥有产权，重要的是，不仅户型宽敞，而且价格低廉，以买房价格来看，一套四居室家庭房的价格也就在30~40万新元之间，折合港币170~230万元。

如果按照香港买房600万~800万的价格来算，在香港买一套房的钱，你可以在新加坡这么说：“您好，这个户型我要四层，帮我打通，我想装电梯。”（当然现实因为购买限制的问题不会出现这种对话）

而对于港漂们来说，最常见的当然还是租房，在这张新加坡政府列出组屋租金中位价格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只需1500新元（折合8600港币），你就可以租到一件三居室，合租只需2800港币就可以入住！

而同样的价格，在香港你可能连劏房都住不起。

香港与新加坡一样，人多地少，以弹丸之地跻身国际化大都市之列，最尖锐的似乎就是土地和人口的矛盾，而在新加坡，人均住房面积在30平左右，是香港14.96平的两倍之多，两座城市，同样面临土地短缺的问题，但是为何新加坡可以人人住大房，而香港却有20万人挤在面积不超过50伬的劏房之中？

一、政府无地，李家的城

香港目前有80万个公屋单位，40万个资助房屋，以及160万的私人住宅单位，公私比例为4：6。

而反观新加坡，新加坡目前有101万个组屋单位，以及37万的私人住宅单位，公私比例为7：3。

特首林郑月娥曾经表示，拥有80万的公屋单位就已经足够满足需求，但是事实情况似乎并未证实这一预估，香港为何公私比例如此失调？

在港媒采访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时，他一语中的地点明了这个问题：“你们（香港）是有很多地的，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拿不到土地。”

回望历史你会发现，香港其实是一座被房地产绑架的城市，数据显示，房地产行业本身占香港的GDP占到了5%，但是与房地产有关投资与消费却一度占据香港GDP的百分之30，支撑香港的两大产业分别是金融业与房地产，而香港的金融业又与地产业高度捆绑，形成了香港目前的格局。

中环写字楼市场一共有大约1，800万平方尺的甲级写字楼，其中香港置地占据420万平方尺，新鸿基/恒基占据约200万平方尺，长实占据约300万平方尺，三家已然占据了半壁江山。

地产商靠拿地就已经能够赚得盆满钵满，虽然港府也曾出台土地闲置税，但是就以李嘉诚的“长和系”为例，某囤地20年的项目虽征收了7915万的闲置税，但是与其在20年间获取的利润，当真不过九牛一毛。

而另一个囤地20年再出售的项目，也是香港四大地产富豪：李兆基、李嘉诚、郑裕彤、郭得胜的唯一一次联手——沙田第一城，1976年以2000多万的价格投入，囤压20年，耐着性子到1996年才把房子卖出，20年获利超过400亿！

闲置税是什么？谁在乎？

李兆基的恒基地产，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郑裕彤的新世界、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才是香港的主人。

在香港01的一个采访中，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人吴先生在10年前以18万新元的价格购入了一套千伬组屋，他是这么看待住房问题的：

并且在他看来，郊野公园不开发、高尔夫球场又不收回，也不想着怎么填海，棕地也不想想怎么回收，农地也不想想怎么开发，政府所做的努力实在有限。

而反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决心让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人人都要有房子住，以强硬手段将政府土地由由原来的占比40%提升至如今的80%，保证政府拥有足够的土地建设公共性住房。

而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在其中居功至伟。

他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在亲手征收一位朋友的土地时，他问友人：“你知道我现在在征收你的土地么？”

朋友说：“我知道。”

刘太格接着问：“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我没有办法，只有接受，因为人民是站在政府的这边。”那位被征收土地的朋友如此回复。

或许这个回答有些官方 ，但是从中也不难看出新加坡政府在回收土地上的强硬态度与决心。

在香港，人们戏称有个“李氏力场”笼罩着香港的一切，它无形无影，却又无处不在，更有小学生在作文里写到：“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

20年的规划，只是小火鸡，成不了大孔雀

对于新加坡而言，香港的城市规划看起来未免就像是一个还未成熟的孩童，在2016年，港府发布了《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但是，这份看起来高瞻远瞩的规划，其实只是规划署根据不同政策部门的数据，或者不同政府部门将他们可能推出的发展计划，整合在一起，编制得看似得体。

但是这种整合资料式的发展规划，与从整个宏观层面去考虑，站在更高的层次俯视全局地去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无论在思维上还是操作上，都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教授伍美琴在新加坡居住三个月之后，对新加坡的规划方式大赞有加

“他们（新加坡政府）尊重科学，尊重真相，这是我觉得最感动的。他们很尊重人们生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空间效果如何，然后再评核改良。 下次做的时候就有进步。”

相比于香港十几年的短期规划，刘太格在1989年时就为新加坡政府制作了一份长达100年的概念规划，从另一个高度去设想要将新加坡建设成怎样的一个城市。

而在采访的另外一端，当记者问到刘太格怎么看待香港这种十几二十年的城市规划，他这么回答：“这样的规划，就是做几只小火鸡了，我当然想做大孔雀。”

输

在经济学人的报告中，打分的标准包括：Stability、Healthcare、Culture＆Environment、Education、Infrastructure.

可见居住情况在其中的权重并没有太高，而像医疗健康、文化教育、公共设施等方面，香港自然是没话说，就算是新加坡超越香港的那年，也是因为“占中事件”影响了stability方面的得分情况，而在其他领域香港则一直全面领先新加坡。

但是，在和宜居有关的标准里，居住环境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却并没有显得比其他指标更为重要，其他方面的优秀掩盖了香港在这一条件上的劣势，就像是一个极度偏科的学生，文科成绩极好但是数学成绩却奇差，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的总分很好看。

来到香港，我是很喜欢这里开放自由的文化氛围、这里干净的海岸以及极其适合远足的山脉，这里有我所热爱的大学、有便利到公共交通、有就算在外面玩到凌晨两三点也不用担心的治安环境。

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劲的说着香港住房条件如何之差，新加坡如何之好，似乎有些太过吹毛求疵、尖酸刻薄。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里是我们选择的城市，同样也是这个城市选择了我们，或许以后我们始终还是要离开这里前往别处，但是，让香港更加宜居总归是我们大多数港漂内心的期待。

一个画外音：

宜居，至少先让大家住得舒服吧？